李陵跟司马迁什么关系 (司马迁为什么要为李陵将军辩护)

李陵事件，是毁了司马迁还是成就了司马迁？

“故祸莫憯于欲利，悲莫痛于伤心，行莫丑于辱先，诟莫大于宫刑。”——司马迁

李陵事件对于司马迁来说，谈不上成全，而是莫大的伤害——此事极大地摧残了他的身体和精神。

李陵事件回顾

李陵，“飞将军”李广之孙，西汉名将，擅长骑射。李陵是名将之后，一心想像祖父那样建功立业，扬名天下，他自视自己和手下武功高强，向汉武帝请求允许其率五千步兵“直捣匈奴王庭”，并对汉武帝说“臣所率领的屯边将士，都是荆楚勇士、奇材、剑客，力可缚虎，射必中的。”可惜李陵过分高估了自己的能力，低估了匈奴的实力，以为凭借自己的勇猛就可以灭了匈奴，结果他所率领的五千部卒与八万匈奴兵战于浚稽山，最后几乎全军覆没。

败了也便罢了，毕竟“胜败乃兵家常事”，但是李陵当初既然在皇帝面前慷慨激昂拍了胸脯说要力战匈奴，而且跟从的士兵大都已战死沙场埋骨于荒漠之中，那么作为头领的李陵就应该保全气节，血战至最后一息，而不应该垂剑投降，这样做即对不起他手下那些壮烈牺牲的勇士，也让他的家族和汉庭蒙羞。

李陵事件另一个主要责任人是汉武帝，汉武帝晚年刚愎自用、暴戾多疑，他指派的两个西征匈奴的主要将领皆不当：首先指派根本不会打仗的李广利为帅就是个大错误，他因为宠爱李夫人而爱屋及乌，想让自己的“大舅子”李广利立功封赏；其次汉武帝不应听信李陵一番慷慨陈词，然后就答应给他五千步兵命他去“灭匈奴”，李陵固然武艺高强且深得部下士兵爱戴，但是再厉害凭五千步兵就能灭了匈奴那也是“狂夫妄言”。

西征匈奴的失败让汉武帝很没面子，很气恼，但是气归气，他总不好拿“大舅子”李广利开刀吧，那样就等于承认自己识人不明用人不当，而且宠姬李夫人也不会答应，这时候汉武帝需要一个替罪羊，这只“羊”就是李陵，因为李陵投降了匈奴，因此汉武帝就把西征匈奴失利的责任一股脑“甩锅”给李陵，把他的家人和三族给杀了。

李陵的投降让汉武帝勃然大怒，众大臣们为了自保也“一边倒”地齐声附和汉武帝、声讨李陵，偏偏司马迁“不合时宜”地站出来为李陵说好话，替李陵辩解开脱，说李陵孤军深入，以区区五千步卒战八万匈奴兵，杀敌万余，投降也未必是真降。

“陵提步卒不满五千，深輮戎马之地，抑数万之师，虏救死扶伤不暇，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。转斗千里，矢尽道穷，士张空拳，冒白刃，北首争死敌，得人之死力，虽古名将不过也。身虽陷败，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。彼之不死，宜欲得当以报汉也。”

汉武帝此时正在气头上，哪里听得进司马迁的劝谏，反而因为司马迁为李陵辩白而把他下狱论罪，并对司马迁施以宫刑。

李陵事件对司马迁的后半生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司马迁受宫刑后，变成了一个“不是太监的太监”，这严重损伤了他作为一个男人、一个士子、一个读书人的自尊与自信，带给他巨大的精神痛苦，“是以肠一日而九回，居则忽忽若有所亡，出则不知所往。每念斯耻，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。”

从此，司马迁是个另类，至死背负着沉重的屈辱，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，他自觉不会被任何阶层接受，人们嘲笑鄙视他，便再有才情也枉然。

从此，作为一个男人、一个士大夫、一个才子的司马迁“死”了。心灰意冷的司马迁从此只是“太史公”，终日埋在故纸堆里，终于完成了号称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的历史光辉著作《史记》，他以写书来麻痹自己，减轻精神上的痛苦。

有人说是李陵事件成就了司马迁，所以才有了《史记》，照照不这样认为，司马迁本是史官，即使不受刑罚，写史书也仍然是他的本职工作，只不过通过此次事件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，对社会与政治、人生有了重新的认识，并把这种历史观、世界观、人生观贯穿在《史记》当中。

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”——司马迁

司马迁为李陵辩护，是因为士族与外戚的矛盾吗？

汉武帝时期，士族集团还未形成，士族的力量还比较小。同时，那个时期的外戚势力也并不强大，汉武帝独掌乾坤。因而，士族与外戚的矛盾并不突出。不过，司马迁对外戚明显存在个人偏见，在他的《史记》中，充满了对卫青等外戚势力的鄙视，和对李家祖孙的同情。

司马迁对李陵的辩护，不属于典型的士族与外戚斗争的表现，司马迁的出发点其实很单纯，一是安慰汉武帝，二是希望保住李陵。

但对李陵寄予厚望的汉武帝，显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他光是看到了司马迁的个人私心，没理解司马迁的话，有正面的意义。冲动之下的决定，给司马迁个人带来极大痛苦。

西汉时期的士族与外戚势力

士族春秋以来就有，儒家士族阶层是汉武帝以来才逐渐形成的一个群体。到了西汉末年，这个群体逐步集团化，到东汉时期，形成了庞大的豪门氏族集团，即所谓的门阀集团。

司马迁是《公羊春秋》派儒家学者，是西汉中期的士族代表。不过，汉武帝时期，儒家士族刚刚走向历史前台，势力并不强大，政治矛盾的主体，还集中在儒学与百家之学的斗争。

外戚势力自西汉开国就存在，不过外戚势力在当时还没有得到公认，更没有体制上的保障。外戚势力的大小，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偏好，以及外戚个人的实力。

汉武帝创立的内朝官制，为外戚集团的形成，以及外戚执政奠定了基础。汉宣帝因为自身的特殊原因，大力扶植外戚势力，并依靠外戚势力打倒了霍氏集团。

到了汉元帝、汉成帝，外戚成长为帝国核心力量。到这个时期，士族阶层完成了治国思想的一统天下，急于走向政权最高层的他们，在集团化的同时，不可避免地与外戚势力发生了激烈冲突。

司马迁作为士族代表人物，与卫青、李广利等外戚势力有矛盾，但总的来说不大。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是个独裁者，无论外戚还是士族，在他的手下，都没有形成派系的土壤。

所以，个人认为，司马迁替李陵辩解，跟士族与外戚的矛盾关系不大。

司马迁为何替李陵辩解

司马迁为李陵辩解，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俩是好友，他的理由有三条：

其一，李陵以五千步兵，力敌匈奴八万骑兵，杀敌过万，若不是叛徒出卖和孤立无援，这场战役就是彪炳史册的奇迹。即便最终只有四百人突围，从过程来看，这场战斗也算不上失败，匈奴人的损失要比大汉惨痛得多！

其二，李陵虽然兵败投降，但他一定不是真心投降，将来一旦有机会，他还会回来继续为大汉服务。

其三，李陵是无双国士，未来对国家的作用巨大，应该对他无奈的选择予以包容。

司马迁在为李陵辩解的同时，其实也是在安慰汉武帝，您没必要为这次战斗上火，其实战场战斗并没有失败，失败的是匈奴。

司马迁这么说是否有道理呢？至少第一条理由是成立的，李陵所率部队为步兵，不光人数少，步兵对骑兵，在力量如此悬殊之下，连匈奴单于都想打退堂鼓了，还不算胜利吗？

况且李陵的部队是策应，不是主力，也就是说，即便他全军覆没，也没有战略失败的责任。

把李陵比成无双国士，应该也没太大问题，李陵的才华汉武帝是承认的，认为他有祖父李广的风范。至少，在汉武帝心目中，李陵是未来可期的青年才俊。

至于李陵是真心投降，还是假意投降，这个不大好说。从李陵后来的自我表白看，他是假投降，但没有结果证实。

但司马迁忽略了汉武帝的一个最重要感受，正是这一点，差点要了司马迁的命！

汉武帝听出了杂音

其实，汉武帝根本没在意，李陵胜利还是失败，他更在意主力军团李广利的战果，恰恰李广利这次军事行动失利了！

汉武帝的恼火就在这里！自打霍去病和卫青去世后，汉军缺少能够统兵的大将之才。基于对卫青和霍去病培养的自信，他把目光投向了李广利。

假如李广利能成为第二个卫青，对汉武帝来说意义重大，不光汉军有了主心骨，也可以乘机打压一下卫氏旧部，甚至借机敲打敲打太子刘据。

汉武帝此时对李夫人正是热乎劲头上，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，又能成为第二个卫青，对汉武帝来说，就是爱情事业双丰收！

可以李广利不遂人愿，这个时候司马迁不合时宜地说李陵没有失败，反而有功，你让李广利何以自容？让汉武帝面子搁哪里？

假如李陵战死，汉武帝无话可说，事实上，一开始汉武帝确实以为李陵战死了，都已经对李家给予了抚恤。偏偏李陵投降了，这无疑又抽了汉武帝一记耳光。

李广利失败让汉武帝很没面子，李陵投降让他怒火中烧，司马迁在不能把握汉武帝心理的情况下，又不合时宜地替李陵辩解。本来司马迁与李陵的私人关系无人不知，这个时候他的辩解，让汉武帝对他恶从胆边生，一声令下司马迁被投入死牢！

司马迁的骨鲠之气是怎样炼成的

一般来说，历史记述需要客观公正，不允许掺杂个人感情，但《史记》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司马迁包含个人情感色彩的史笔，将《史记》打造成了中国最伟大的史学著作！

我们透过史书中人物的描写，看到了一个充满骨鲠之气的史学家司马迁。司马迁也将他的个人气质，输入到了每一位主人公身上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面孔跃然纸上。

那里有爱有恨，有快乐有悲伤，有悲欢有离合，满满的都是司马迁倾注的血泪！

司马迁的血泪就源自于汉武帝所赐，因为李陵事件他被判死刑，自己又没钱赎罪，为了完成《史记》，他选择了士族阶层最为不耻的生活方式——接受宫刑！

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：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！在司马迁的眼中，气节大于生命，完成《史记》又大于气节。为了气节抛弃生命，导致不能完成《史记》就是轻如鸿毛！所以他选择了忍辱偷生。

汉武帝的冷酷无情，给了司马迁一个痛苦的人生经历，又使他炼狱重生！《史记》由此诞生！司马迁个人的不幸，却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大幸！

难怪司马迁对外戚势力充满鄙视，国士无双的李陵享受不到皇帝的恩泽，像他这样的士族们甚至没有公平待遇，偏偏李广利这样的草包，因为裙带关系，封侯拜将，他们难道不该受到鄙视吗？